摘要：我们在2012年发表了《我国流通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于《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2期,作者荆林波、王雪峰),如今五年过去了,如何客观评价我国流通业发展状况,有哪些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怎么样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些都是本文将讨论的问题。

　　我国经济经过近40年的快速地增长, 经济总量不断创出历史上最新的记录, 从人均GDP来看, 已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 近年来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衰减、世界经济提高速度放缓等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源泉式微, 供需结构失衡日趋严重, 经济提高速度年年在下降, 由原来的快速地增长转变为中快速地增长,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经济新常态,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旨在推进经济结构中供给领域的改革, 使供给和需求实现新的动态平衡。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一环, 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必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和主要角色 (丁俊发, 2017) 。首先,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来看, 都与流通息息相关。因为无论是库存、产能问题, 还是成本、短板问题, 都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导致的快速生产扩张遇到流通瓶颈之后出现的必然问题, 换言之, 也就是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没有通畅合理的流通体系支撑。特别是“降成本”最大的空间便是在流通领域, 流通领域的物流成本、供应链成本、品牌打造成本及推广成本、渠道构造及维护成本等都有待且亟需降低。而“补短板”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流通领域, 如流通渠道不畅、流通体系不合理、流通设施不足落后等问题。其次, 从国家对流通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来看, 可谓前所未有。2016年至今,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办公厅、商务部等先后出台《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 (2016-2018年) 》、《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关于开展加快内贸流通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专项行动的意见》、《关于复制推广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经验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政策, 反映出国家对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格外的重视。这些都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 我国消费品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总体规模逐步扩大, 年均上涨的速度从始至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不断的提高, 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基本形成 (荆林波, 2017) 。2016年, 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万亿元, 比2012年增加了12.2万亿元, 增长了55%,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39.68%上升到44.66% (见表1) 。2012-2016年, 我们国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为11.6%, 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均增速3.3个百分点;2016年,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6%, 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为64.6%, 比2012年提高9.7个百分点, 高出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22.4个百分点;从2012-2016年, 最终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8%, 高于投资贡献率7.8个百分点, 这些都表明消费慢慢的变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消费无论是在流通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 还是对新兴流通业态和流通模式的崛起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消费驱动型经济时代, 在国家明确提出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在通过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背景下, 消费的快速增长会进一步促进流通业业态的创新和整个流通业的发展。

　　近年来, 随着流通领域一系列新兴技术 (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生物识别等) 的推广与应用, 智慧物流、智慧商店、智慧社区和智慧商圈等快速发展, 流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流通业正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路红艳, 2017) 。在零售领域, 原来的百货店、便利店、超市等正在经历“智能商店”革命, 如机器人餐厅、智能家居商店、未来商店、自动售货机卖饭、无人超市等相继出现。这些智能商店, 除了流通设施的智能化以外, 还包括流通环节的交易、支付、物配等过程的智能化。因此, 有不少人提出, 零售业正迎来以智能化为重要特征的第四次革命, 从而推动“无界零售”时代的到来。在物流领域, 分拣机器人和无人机正在成为热点。由此可见, 流通领域许多由人工操作的环节正向机器智能操作方向发展, 流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且在不远的未来, 全自动仓库100%都将由智能机器完成, 从入库、理货、出库、分拣都不需要人力的参与;包裹也可以通过机器人自动投递到客户的汽车后备箱, 全程不需要客户等待也不需要签收。这些都将是顾客期待的新体验, 也是流通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消费者对个性化商品的需求不断提升, 这种市场需求传导至流通环节, 促使流通服务日趋定制化 (依绍华, 2016) 。如当前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物流市场行为主体——第三方物流企业, 其提供的定制服务模式便是流通服务制定化的典型。与传统的物流服务不同, 第三方物流企业通常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 借助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系统, 针对不同客户和不同需求, 设计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物流服务方案, 为客户提供专业程度更高、反应能力更快的服务。正是由于提供了定制化的服务, 第三方物流在我国的发展才方兴未艾。以京东物流为例, 对使用京东物流的第三方商家, 京东针对不同行业特点, 甚至不同企业特点, 量身定制分别推出不同的服务方案, 提供包括仓储、物流、配送等在内的物流全链条定制化服务:如对消费品企业, 京东提供商品保质期全程监控和管理;而对3C行业, 京东则会采用针对高值、序列号细致管理的体系;在大件的解决方案中, 京东则着重提供大家电、家居家装、运动健身等产品仓、配、安一体化的服务;对服装行业则有多地备货方案和淡旺季的运营策略;对生鲜企业则在冷链物流上提供更周到的全程温控的多温层冷链物流产品, 对蔬菜水果、海鲜、冷冻等生鲜食品开通优先配载的单独通道;而对华南地区物流需求的井喷式增长, 京东物流则通过布局自建仓配物流网络, 为商家提供一体化的物流解决方案, 实现库存共享及订单集成处理, 可提供仓配一体、快递、冷链、大件、物流云等多种服务。此外, 我国消费群体正发生变化, 中产阶层消费者不断增加, 据麦肯锡公司预计, 到2022年, 超过75%的中国城镇消费者将成为中产阶层。中层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消费群体。同时, 80、90后群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理念、受教育水平、财富结构, 使其在商品选择时朝着日益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这也进一步使得流通服务走向量体裁衣和定制化。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 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新动力。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 绿色发展与创新、协同、开放、共享共同作为指导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发展的五大理念, 这使得绿色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关键词。流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 其过程能否实现绿色化, 关乎整个经济能否实现绿色发展。近年来,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 绿色消费逐渐成为社会时尚和人们关注的新焦点, 绿色消费场所和产品等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首选。此外, 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 绿色发展也成为流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应对市场竞争的主动选择, 这些都促使流通过程趋向绿色化。以京东物流为例, 通过独立研发拥有自主专利的防撕包装袋, 推广使用瘦身胶带, 仅一年下来就节约使用1亿米胶带, 同时在运输工具方面, 选择投入新能源车, 既大大减少了物流费用, 增加了企业收益, 又通过降低资源能耗, 减少了自身物流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一举两得的行为值得其他流通企业学习和借鉴 (荆林波, 2017)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系列重大举措,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各领域深度应用, 跨界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流通领域, 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流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 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是基于产业链延伸的产业融合。如依托电子商务和大数据的农业与流通业的融合, 能够以预购和预售的方式, 发展订单农业, 将交易、物流、技术等电子商务服务融入农业生产, 实现“以销定产”、“产地直供”、“农超对接” (路红艳, 2017) 。而C2B模式的兴起, 则彰显出以消费者主张为标准的商业逐渐成为主流, 以用户导向为主导的反向定制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者通过自己给自己定制参与或决定企业生产, 使制造企业获得消费者更多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从而采取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实现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此外, 流通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服务业的融合渗透同样在加速, 服务化成为流通业发展的新特征。二是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如依托互联网、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起来的体验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 当然, 最典型的线O线上线下融合更加多元, 线上商城与线下实体店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电商和实体店正由原来的竞争走向合作,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赢的格局。如阿里巴巴通过联手1000家商场推动大型实体零售升级计划, 利用Wifi、蓝牙等技术层面的支撑, 把传统的百货及零售业数据化, 搭建起一个相对完善的“大数据后台”, 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同时协助传统百货转型升级 (见表2) 。

　　与以往流通革命不同, 这一轮流通革命是对流通本质的突破性或创造性改变, 其本质是跨界、融合与服务集成。跨界融合发展正成为推进流通业创新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流通理论严重滞后于流通实践。我国流通理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产生, 发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流通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很多学者围绕构建独立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科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遗憾的是, 到90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西方经济学开始在我国学术界盛行开来, 逐渐成为国内很多经济研究工作者顶礼膜拜的学术潮流。由于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对流通问题是几乎忽略不计的, 导致我国流通理论研究逐渐陷入低迷, 很多流通领域的研究工作者纷纷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 转向西方经济学, 到现在只有少数学者视其为一个专业的学术领域, 流通理论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研究现状堪以贫困来形容。此外, 长期以来国内流通研究缺乏系统的基础理论作支撑、社会对流通问题的重视度不够, 不少学者追逐热点问题, 发表各自见解, 未对基础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整个流通领域呈现流星化、碎片化的研究格局, 加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缺乏系统性, 致使我国流通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流通实践需要 (王雪峰, 2013) 。诚然, 近年来流通问题已经得到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不少流通研究团队也应运而生, 如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 (G30) 、中国零售论坛、商品流通高层论坛、贸易强国论坛等, 来自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流通领域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如流通成本、流通体制改革、流通业转型升级、流通新模式新业态、零供冲突等, 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但与日新月异的流通实践相比, 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可谓相形见绌 (丁涛, 2013) 。尤其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加快, 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整个流通产业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 流通领域不断涌现很多新现象、新问题, 这些新现象、新问题亟需相关流通理论给予解释和指导, 而现有的理论却在实践面前尽显苍白和无力。比如, 新零售的提出, 理论界明显准备不足, 无法给予足够的支撑。

　　流通发展方式粗放。我国许多流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 导致发展方式粗放,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类:一是违背商业规律, 不顾自身实力及真实市场需求, 单纯追求规模大, 重复盲目建设现象严重。近年来, 我国各大中城市的商业企业为追求规模大, 纷纷掀起了“圈地运动”, 投入巨资选择城市优良地块, 盲目修建一个个大卖场和购物中心。据有关调查, 截至2016年, 我国50个主要城市的商业设施净增合计面积比2年前增加了80%, 达到5.6亿平方米, 如此多的商业设施显然无法在短期内被市场消化。以购物中心和百货店为例。目前, 我国已有购物中心近4000家, 是美国的3倍多。据中国购物中心产业咨询中心预测, 到2025年我国的购物中心将超过10000家, 如此多的购物中心显然违背了商业规律, 严重超过了市场需求 (王雪峰、林诗慧, 2016) 。此外, 这些卖场、购物中心装修奢靡、能耗惊人, 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不少流通企业在快速发展中弄虚作假、侵犯消费者权益。商业资本盲目扩张致使商业企业过度竞争、不当竞争、恶性竞争现象严重, 导致流通效率低下、流通成本高昂。

　　流通领域呈现出一定的垄断趋势。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流通产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我国流通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一些流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所占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市场势力越来越强, 从而使流通领域呈现出自然垄断的趋势。如, 以沃尔玛、家乐福、苏宁、国美、天猫、京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商贸企业在拥有了成本、信息、物流、管理和资金等优势后, 利用市场势力巧立名目向供应商收取五花八门的通道费, 对供应链上的供货商实施纵向约束, 不断扩大自身市场占有率, 增强其市场势力, 谋取垄断收益。这些商贸企业在不受政策等外生变量约束的条件下, 垄断势力和垄断行为之间表现出自我强化的特征, 从而使流通领域出现“一家独大”、“越大越强”的局面 (邱毅、郑勇军, 2013) 。以电子商务B2C平台为例。尽管近年来我国B2C行业呈现百花齐放和快速发展态势, 但同时也愈发呈现出明显的垄断趋势。据我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B2C网络零售市场 (包括开放平台式与自营销售式, 不含品牌电商) , 天猫以57.7%的市场份额雄居首位, 京东则以25.4%的份额排名第二, 仅天猫和京东两家电商平台所占市场份额就高达83.1%, 比2015年80.8%的占比还高出了2.3个百分点;排名第3-10的电商分别为:唯品会 (3.7%) 、苏宁易购 (3.3%) 、国美在线%) 、亚马逊中国 (1.3%) 、1号店 (1.2%) 、聚美优品 (0.7%) 、拼多多 (0.2%) 、其他 (3.3%) 。由此可知, 我国B2C网络零售行业市场结构正在逐渐接近寡头垄断的非竞争性市场, 行业巨头天猫、京东两家电商的市场势力遥遥领先, 对B2C网络零售市场的控制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电商, 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有着非常明显的市场寡头迹象, 不断挤压着其他B2C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生存空间。

　　顶层设计缺失, 政策落地难。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扶持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但一些政策措施因为缺乏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 具体执行中难以落实到位。相比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和流通规模的不断壮大, 流通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措施明显“滞后”, 包括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流通新技术的应用不足、流通专业人才的匮乏、流通市场的条块分割等。此外, 很多政策措施需要地方探索具体操作办法才能有效落实。以流通产业园为例, 近年来全国物流业飞速发展, 各地物流园区也在不断地规划建设中, 但一些脱离实际需求、盲目上马的物流园区也层出不穷。在房地产市场遇冷的背景下, 为了摆脱经营压力, 一些物流园区存在着名不副实、挂羊头卖狗肉的问题, 打着物流的幌子投机圈地, 随后变换土地性质, 伺机高价转让或者搞房地产开发;还有一些自身实力不济的开发商冠以物流园区名分, 实际从事类如商品批发、建材销售等业态, 由于需求不足、功能定位不准, 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 没有能够做到整合物流资源、提供物流服务功能, 这些乱像都亟待规范和整治。

　　流通监管面临无的放矢的境地。据笔者观察, 最近两年来, 与流通业有关的新政策频繁出台, 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两项与流通有关的政策出台。然而由于政府部门没有掌握大数据, 仍然面临着“六个部门管理一头猪”的尴尬局面——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生猪养殖好了送到屠宰厂定点屠宰, 归商务部门管;屠宰之后要检疫是否合格, 是质检部门管;猪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两等, 是工商部门管;价格是价格部门管;对生猪的储备政策补贴, 是财政部门管 (荆林波, 2017) 。此外, 有关商家和消费者的海量信息被平台数据公司所掌握, 有的平台公司甚至利用数据垄断进行不当竞争, 破坏市场秩序, 影响整个流通业的健康发展, 而政府掌握的市场数据和信息却非常有限, 政府由原来的信息优势地位逐步转变为劣势地位, 导致流通宏观管理部门面临监管无的放矢的尴尬境地。如“双11”促销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如何对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的问题等。面对日新月异的流通实践, 流通宏观管理部门如何顺势而为进行治理创新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为保证流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拥有持续动力, 需要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促进消费稳步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2-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速,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 快于同期GDP年均增速0.2个百分点, 更快于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 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不足50%,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2015、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9%、6.8%, 略高于或同步于同期GDP增速, 但2017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仅为6.1%, 比同期GDP增长速度低0.8个百分点, 表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稳定性出现波动, 需要加快提高居民收入增长。

　　因此, 要加快城镇化建设,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提高居民租金收入, 并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升农民土地流转收入。同时提高全国社会保障水平, 稳步提高居民养老、离退休收入, 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 尤其是要加大扶贫力度。另外, 针对居民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速相对较低的现状, 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切实将减轻税负、减免行政性收费工作落到实处, 降低企业和个人经营成本, 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活力, 同时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步伐, 切实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 增加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 从而提高消费能力。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 探索新型管理模式, 增加流通领域的有效制度供给。一是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提高流通业市场化水平。流通宏观管理部门要管好管住“看得见的手”, 认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 规范自己的行权方式, 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 将工作重点从原来的抓具体企业和具体项目转变到营造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上来;同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放宽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准入限制,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流通领域, 全面提高流通业市场化水平。二是要创新监管方式, 加强政府对流通领域的监管和规范力度, 提高流通管理效率。政府要转变监管理念, 充分利用大数据, 提升监管的信息化程度, 加大跨部门协作力度, 探索对流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同时, 政府部门还要充分借力行业协会、新闻媒体、流通企业和消费者, 构建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监管模式。

　　对流通企业而言, 具备获得消费者需求信息的天然便利, 其重要任务是将相关信息快速准确地传递给生产部门, 并不断发现消费者新的需求, 进行定制化服务。随着互联网经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消费者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并逐步成为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真正的决策者和参与者 (赵树梅, 2016) 。在此情景下, 流通企业关注的焦点必须从原来的供应链转为需求链, 必须充分利用整合内外部资源, 坚持顾客导向, 真正了解顾客诉求, 获取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组织与协同价值链上的相关企业, 积极打造以服务创新为核心的流通企业平台和商业模式,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和高度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外, 流通企业要心怀敬畏之心, 遵循公平竞争和正当竞争的原则, 讲究商业诚信, 严把质量关, 向消费的人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 谋取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 流通业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将来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可以说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互联网+流通”的主要创新来源, 正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引领渗透和带动下, 流通领域才呈现出大范围、宽领域、多渠道、全链条、深层次流通创新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而流通业态的智能化、需求的个性化、移动互联网化以及基于这种移动终端消费需求决定的消费市场的集成, 将成为消费的主流方式 (陈文玲, 2016) 。基于此, 流通企业必须审时度势, 积极开发和引进新技术, 及时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运用新技术成果。

　　继承和发展已有理论, 构建统一的流通理论体系, 是当前我国流通学术界摆脱理论贫困的关键一环。马克思经济学中对流通问题的论述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 也是流通学者开展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更是构建统一流通理论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 要认真梳理和分析, 最大限度地吸取其中的养分;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 尽管其抽象掉了商品的流通环节, 但是其对经济问题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值得借鉴。因此, 要兼收并蓄, 在以马克思流通理论为主体的基础上, 充分吸纳西方经济学的营养成分, 建立新型的、统一的流通理论。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 流通的对象慢慢的变多、范围越来越广, 电子商务的出现重塑了传统的流通方式, 促进了新兴流通方式的出现和发展, 特别是在“互联网+”和跨界融合背景下, 网络购物、O2O、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对流通理论提出了新要求。为此, 流通理论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流通实践, 创新研究方法, 加快流通理论创新, 增强流通理论对流通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